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。一千年来，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住手，他究竟是“一生之伟东说念主”如故招致“靖康之祸”的首恶？他给后世留住了若何的政事遗产，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度？为了厘清上述问题麻生希种子，彭湃新闻·私家历史罕见推出“千年王安石”专题，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事、体裁、形而上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容貌，以飨读者。

　　两宋之际，有一篇签字苏洵所撰的《辨奸论》颇流传于士医生之间。《辨奸论》中有云：“今有东说念主口诵孔、老之言，身履夷、王人之行，收召好名之士、不怡悦之东说念主，相与造作言语，私扬名字，以为颜渊、孟轲复出，而阴贼险狠，与东说念主异趣。……夫面垢不忘洗，衣垢不忘澣，此东说念主之至情也。今也否则，衣臣虏之衣，食犬彘之食，囚首垢面而谈《诗》《书》，此岂其情也哉！凡事之不近情面者，鲜不为大奸慝。”昭着此文针对主捏熙丰变法的王安石而作，申斥王安石“不近情面”，为“大奸”。因此，此文面世之始，即颇存争议。叶梦得质疑“荆公（王安石）性固简率不缘饰，可是谓之食狗彘之食、囚首垢面者，亦不至是也”。（《避暑录话》卷上）朱弁云王安石“性简率，不事修饰侍奉”，故“东说念主見其太甚，大略多疑其偽云”。（《曲洧旧闻》卷十）以至对王安石变法捏刚烈抵赖立场的朱熹也说“《辨奸》以此等为奸，恐否则也。老苏之出，那时甚敬崇之，惟荆公不以为然，故其父子皆切齿之”，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〇）即以为苏洵因私愤“切齿”王安石，故撰《辨奸论》咒骂王安石为“奸”。

　　至清初，李绂作《书辨奸论后》、蔡上翔撰《王荆公年谱考略》，更直指此文乃两宋之际邵伯温托名苏洵的伪作，并以为载录《辨奸论》的张方平所撰《文安先生墓表》、苏轼致谢张方平撰写《文安先生墓表》的《谢张太保撰先东说念主墓碣书》二文亦然邵伯温所托名之伪作。李、蔡之说，几成定说。清末梁启超撰《王荆公》，又据李、蔡之说立论，影响至大。民国初，胡适也尝撰漫笔《苏洵的辨奸》，声名《辨奸论》为伪作。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，章培恒先生撰写了5万余字长文《<辨奸论>非邵伯温伪作——兼论〈王荆公年谱考略〉中的筹商问题》，从版块材料、史事记录、著述义理等方面，进行颇为严实的辨析考据，欲从根底上抵赖李、蔡二东说念主所捏的《辨奸论》等三文乃邵伯温伪作之说。而后，邓广铭先生、王水照先生等多位学者就此文真伪问题先后发表论著，伸开数轮颇为横暴而故意的接头，新见时出，但仍然众说纷纭，迄今难以定论。下文即就李绂、蔡上翔之说以及章培恒先生以下诸君学者之质疑、辨析的主要实质永诀作一简要的文告。

　　《辨奸论》落款苏洵所撰，一般都会收载苏洵文伙同，确乎今传的南宋刊本《嘉祐集》内收入此文。但蹊跷的是，两宋之际诸学者称苏洵撰《辨奸论》时，都是把柄张方平《文安先生墓表》立说的，固然苏洵文集在北宋时已传世，但这些东说念主都未能在苏洵文伙同阅读此文，而只可通过《文安先生墓表》转引，也等于说，北宋时传世的苏洵文集内未收入《辨奸论》一文。因此，李绂、蔡上翔再通过辨析《墓表》、《辨奸论》中繁密笔墨、史实讹误，指出《辨奸论》等三文皆为伪作，是最早说起《辨奸论》的邵伯温托名伪作，并载入《邵氏闻见录》，用以谩骂王安石以尽头主捏的“新法”。

　　对此，有学者指出《邵氏闻见录》成书于南宋初绍兴二年（1132），而在此之前即北宋末钦宗时成书的方勺《泊宅编》三卷本中已述及苏洵《辩奸论》，故《辨奸论》不可能是邵伯温之伪作。但有学者对此说提议质疑，以为邵氏裁剪《邵氏闻见录》虽绍兴二年，然其初始写稿则应在宣和七年（1125）往日，即在方勺《泊宅编》成书行世之前，因宋东说念主所撰著述时常先单篇传世，后来再收入其文集，而那时邵伯温伪作《辨奸论》后，“为求扩大其影响而广为散播、宣扬”，故方勺所见《辨奸论》即为邵氏之伪作。此一说法，因全出推测，显属对付。从现见史料及宋东说念主撰写札记的一般情况来看，大抵可认定方勺《泊宅编》三卷本成书在《邵氏闻见录》之前，故称邵伯温伪作《辨奸论》的原理不充分。

　　因两宋之际引述《辨奸论》者多据张方平《文安先生墓表》，但此《墓表》实质却存在不少严重的裂缝，其中争议最大确当为以下这段笔墨：“嘉祐初，王安石名始盛，党友倾一时，其命相制曰：‘生民以来，数东说念主良友。’造作言语，至以为几于圣东说念主。欧阳修亦善之，劝先生与之游，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。先生曰：‘吾知其东说念主矣，是不近情面者，鲜不为天下患。’安石之母死，士医生皆吊之，先生独不往，作《辨奸论》一篇”云云。

　　其一，《墓表》说《辨奸论》撰于嘉祐八年王安石之母身后不久。但苏洵本因王安石“面垢不忘洗，衣垢不忘澣”等“不近情面”的行动而申斥其为“奸”，然当今却在王安石母死居丧时间，“不仅不往吊，反作《辨奸》一文恶攻之”，在怜爱礼教的宋代社会，昭着也属“事之不近情面者”。应有鉴于此，邵伯温《邵氏闻见录》便将《辨奸论》的撰作时分提前至嘉祐初年。关于苏询嘉祐初年撰作《辨奸论》的动机，方勺《泊宅编》、邵伯温《邵氏闻见录》与张方平《墓表》同，称苏洵甫见王安石就视其为“奸”。而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以为苏洵“嘉祐初来京师，一时推其著述”。而王安石“方谈经术，独不嘉之，屡诋于众，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”。龚颐正《芥隐札记》则以为王安石、苏洵二东说念主乃因宴集上分韵赋诗争胜而致隙。但据今东说念主考据，嘉祐元年王安石、苏洵同期参与的约会酬唱行为至少有三次，其中有一次在嘉祐元年末。可证苏洵嘉祐初因与王安石交恶而撰作《辨奸论》的说法，实无依据。

　　其二，《墓表》所叙王安石嘉祐初“党友倾一时”之说与事实相各别。固然在嘉祐初，王安石走动颇广，但宋代“党友”并非仅指一又友、走动，而与“党与”等词同，皆含“一又党”之意。而据诸史文告载，在嘉祐初年的政坛上，“根底不存在王安石尽头党友们构成的政事力量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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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其三，《墓表》“其命相制曰：‘生民以来，数东说念主良友。’”更是显着有悖于史实，因为王安石于熙宁三年（1070）拜宰相，其拜相制词乃翰林学士王珪所撰，制文今存，其中根底莫得“生民以来，数东说念主良友”八字。况且苏洵卒于治平三年（1066），王安石拜相在而后数年，非苏洵“所及闻也”。又，张方平也尝任翰林学士，熟稔关连轨制，“安得错缪至此”。对此问题，章培恒先生解释说念：据张方平《谢苏子瞻寄乐全集序》自言《乐全集》乃由两个略通文墨的公役抄写而成，抄完后，张氏并未覆阅，因此此四字“显有鲁鱼之讹”，原文“其命相制曰”行为“其党相谀曰”之类语句。邓广铭先生指出《乐全集》其余篇章均未出现如斯关系要紧的抄写乖张，因此章氏之臆度不成栽培。更有学者指出“‘命’与‘党’、‘制’与‘谀’，字形、字音均无左近之处”，而“在以理校改字时，无疑应该适应事理、情理和文理，而不成把柄‘无缘无故，而非向壁虚造’”就将“其命相制曰”改作“其党相谀曰”；况且《墓表》“计算辨奸”，若此处笔墨真作“其党相谀曰”，则是王安石与其党友在“互相吹捧”，而“又与下文‘生民以来，数东说念主良友’相挣扎”，于是其文意“愈加经不起推敲”。又有学者更指出“熟知麻制的草拟圭表”的张方平“又岂敢造作谈话，伪用制词中根底莫得的八字辗转王安石而授东说念主以柄”。

　　《墓表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，确乎为捏《辨奸论》非伪作之说者颇难赐与合交融释，故有学者别开想路，以为《墓表》上述那段笔墨，自“嘉祐初”至“党友倾一时”是讲王安石在嘉祐初的影响；自“其命相制曰”至“至以为几于圣东说念主”是讲王安石在熙宁初的影响，故“党友倾一时”处“不应用逗号而应用句号，‘嘉祐初’三字仅仅前句的时分界限词，并不包括后句（自‘其命相’至‘几于圣东说念主’）”；自“欧阳修”至“一篇”是讲苏、王之关系：自“欧阳修”至“天下患”是讲嘉祐初的苏、王之关系；自“安石之母死”至“一篇”是讲嘉祐八年的苏、王之关系，故这段笔墨“弥漫文从字顺，兴趣兴趣了了”，不存在“鲁鱼之讹”。但通过细辨原文，就可见此一解释过于缠绕对付了。

　　此外，捏《辨奸论》伪作家还从其文之作风不似苏洵，“支离不成文理”，文中称谓不对宋东说念主习俗，用典有误，以及苏洵卒，苏家已请欧阳修“志其墓”，曾巩“为之《悼词》”，故“不应复有《墓表》”等方面进行论证。但有学者以为《辨奸论》行文作风与苏洵并无显着区别，并例举史文告载来辨说此文中称谓、于《悼词》以外又撰作《墓表》等与宋代文东说念主习俗也不相违，至于用典有误，乃是苏文染习纵横家之文风而有时误用典故良友，即使《辨奸论》确乎不是“好著述”，也不成由此便认定其为伪作。

　　此类驳斥，无所适从，但《墓表》实质上存在的问题又无从赐与合理的解释，于是捏《辨奸论》著者为苏询之说者，遂渐将论辩的关切点转向收载或述及《辨奸论》的苏洵《嘉祐集》与苏轼《东坡集》。

　　1983年，有学者刊文指出，可诓骗残本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》，辨析《辨奸论》的最早出处，为《辨奸论》著者的真伪问题提供了新材料。而后，王水照先生也指出此北京藏书楼所藏的残本四卷乃宋麻沙刻孤本，其第三卷即收有《辨奸论》，其中“桓”字不讳，应定为宋钦宗往日麻沙刊本。然邓广铭先生指出此麻沙残本的版式、字体等特征，与北京大学藏书楼藏《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》全同，知两书刊刻时分应“相去不远，以定在宋孝宗在位时间较合事理”。固然对此麻沙孤本究竟刻于何时，迄今尚存争议，但此本即使果真北宋末刻本，可用于证明《辨奸论》的传世要早于邵伯温《邵氏闻见录》的成书，却似不成用来证明《辨奸论》非伪作。

　　收载于《东坡集》的苏轼《谢张太保撰先东说念主墓碣书》中有“伏蒙再示先东说念主墓表，特载《辨奸》一篇”云云，此《东坡集》今存南宋残本护讳至“慎”字，当刻于宋孝宗时，从刻工姓名等检修，当与杭本属消失版块系统；又明成化本乃据南宋蜀本覆刻，有学者据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所载，以为蜀本（少《应诏集》）与苏轼自编的杭本疏通，而苏轼《谢书》出自《东坡七集》之《东坡集》卷二九，故此文应仍杭本之旧而非伪作，因而此文中说起的《辨奸论》一文当也非伪作。但有学者对此蜀本于杭本“一无增减”，“杭本在东坡无恙时已行于世，则此《谢书》必系东坡的珍品”的说法提议质疑，云此说仅仅出于推断，并无实据；并以为南宋孤本《东坡集》即使确属杭本系统，但也“不成把它与‘东坡手自编’的北宋时照旧版行的杭本《东坡集》等同起来”，此南宋本仍存在后东说念主羼入《谢书》的可能。

　　昭着，辩论至此，《东坡集》的早期版块问题实成为了证明苏洵《辨奸论》不是伪作的要道场合。即就捏伪作说的学者而言，其筹商传世《东坡集》与苏轼手定文集、杭本等关系问题的关连证实，虽具一定合感性，但多属推理而来。而以为苏洵确乎撰作此文的学者，其证实南宋刻本与北宋杭本、“东坡手自编”本之关系，也因《东坡集》北宋本已佚、且史料零落奏凯的记录，故其辨析也限于据一般情况之推断。

　　因此，落款为苏洵、张方平、苏轼的三篇著述，其互相间关系罕见良好，就被质疑者如蔡上翔所言：“原作伪者之意，以为非有安说念《墓表》，不及以实明允之果有是辞，非有子瞻《谢书》，不及以实安说念之果有是《表》。”固然苏洵文集、苏轼《东坡集》早期版块泉源的论定上尚存有异议，但由于此三文的实质中存在着甚为严重的讹误以及有违史实之处，而捏笃定之说者似未能赐与充分而合理的解说，则此三文的著者为谁确乎存有要紧疑问。若是其确系伪作，则其作伪者为谁？因此东说念主需将此三篇著述置于苏洵《嘉祐集》、张方平《乐全集》与苏轼《东坡集》，而不引起众东说念主的质疑，是以我倾向以为其应当是苏门子弟或后学。因为，《嘉祐集》、《东坡集》且无论，其《乐全集》，据苏轼《乐全先生文集叙》，乃苏轼代为编纂于元祐二年（1087），并储藏于苏家，即所谓“手校而家藏之”，故苏门子弟或后学实具备了此一条款。天然，伪作《辨奸论》等三文的指标，主要等于为了通过辗转王安石的说念德东说念主品，进而达到辗转王安石尽头新法的指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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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丨顾宏义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解释）

起原丨彭湃新闻

裁剪丨赵一航

编审丨戴琪 郭文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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